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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发生

刘明昭传: 第八十六章一九五两年的平地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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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官网app 2刘伯承
我们知道,一般说来,国家领导人逝世都要把骨灰安葬在八宝山公墓。然而世事无绝对,总有人不愿意或者是因特殊原因进不了八宝山公墓,那么作为十大元帅之一的刘伯承为什么不进八宝山呢?
刘伯承为何死后不进八宝山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病死。
刘伯承的神经系统出现严重障碍,丧失思维能力,专家们束手无策,纷纷钻进图书馆,遍查国内外医学文献。然而专家们的努力,最终没能挽留住敬爱的刘帅。徐向前悲痛写下“涂就七言染素绢,十万军帐哭刘公”的诗句。
1973年以后,刘伯承元帅丧失了思维能力。从此,就在医院里,没有离开过病床。
10月14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前厅,黑纱缠圆柱、挽幛悬横梁,被装点成庄严肃穆的灵堂。刘伯承静静地躺在鲜花翠柏丛中,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着他高大的身躯。
16日,刘伯承追悼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悼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邓小平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
刘伯承逝世后,刘夫人汪荣华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把刘伯承的骨灰撤向祖国田野。
10月21日,刘伯承的长子太行、四女雁翎、幼子太迟一行三人,手捧父亲的骨灰,去执行抛撒的神圣任务……
1957年7月底,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刘伯承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信中写道:
我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6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
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教材编审工作,不能更多参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层的民主生活、纪律生活和实习工作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无。这是整顿工作作风所不允许
之事,也使自己在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教育这么更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
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求,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9月13日,南京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几千名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倾听钟期光致词。刘伯承由于在外地治疗,未能出席大会。钟期光满怀深情地称颂了刘伯承创建军事学院
的功绩。他说:“刘院长关怀国防建设,以国事为己任,60高龄,常带头学习,且战略眼光远大,常以有备无患,干部应向科学进军,学多学深一点作号召;特别
谦虚谨慎,日夜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无一不是以身作则;他特别关心并指导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尤其注意检查效果,十次整风,常称
为党作好事,开路单子,向何处去,过社会主义关;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整风时,他就以此作警语来教育干部,这些模范行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是军事学院党委对于刘伯承创办军事学院6年工作的实事求是的鉴定与评价,道出了广大教职员工的心声。
几个月之后,解放训练总监部代理部长叶剑英来到军事学院视察,在向2000多名教职员工发表讲话时,专门讲了一段赞誉刘伯承的话:“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
了40多年的战场生活、军队生活,中文、俄文都很好,战斗经验也非常丰富,像他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但就是身体不大健康。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
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
正当所谓反对刘伯承军事教条主义的时候,作为刘伯承的老战友,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以来,就一直与刘伯承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肩战斗大半辈子的叶剑英,这番意味深长充满革命激情的话发人深思。军事学院2000多名教职员工对此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此时,刘伯承已经交卸了所担任的职务,继续在上海、太湖、黄山、广州、海南岛等地医病疗养。
在所谓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中,刘伯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的身心遭到严重打击,但他不发一句牢骚,不说一句怨言:“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1958年春,党中央在南宁、成都,连续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更加严厉地批评“反冒进”。
5月5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
分析,认为当时国内主要的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抛开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转上了大跃进的道路。
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了有高级干部千余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把所谓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运动推向了高潮。
林彪在会议上讲话,若有所指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
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我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他还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着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林彪的指责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针对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针对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
1958年6月23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工作汇报和召集有关人员座谈,在谈到军队工作中教条主义时说:“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
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事实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
理,修正错误。” 毛泽东还讲了一些评论刘伯承的有分量的话。
病中的刘伯承尚未完全了解北京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是,他胸怀坦荡,顾全大局,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国防事业为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受委屈而毫无怨言。
在所谓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刘伯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能严格自责,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后来,汪荣华回忆刘伯承这段境遇时说:
到1957年春天,我见他实在太累了,好说歹说,才劝他到上海去检查身体,顺便休息一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离开南京,便突然开始了对所谓军事教
条主义的批判,而矛头所指正是刘伯承。这之后不久,他又被叫到北京来。离开南京的头一天夜里,他想得很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到火车上,他又是
一夜没有合眼,左眼球更红了。就是在眼压高达73的情况下,他忍着剧烈的头痛,由别人搀扶着上台做了检查。在讨袁护国的战争中,伯承失去了右眼,凭着一只
左眼,参与组织南昌起义,参加指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战斗,走过茫茫雪山草地,率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歼灭大量敌人。没想到在这次反“军事教条主
义”的运动中,他的左眼又受到极大损伤——得了青光眼,逐渐减退视力。多么不幸啊!
此后,有人还想给他加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总代表”的帽子,不过没有做到。那些日子,我看得出来,他的心里是不平静的,常常一个人沉思默想。是啊,这样的
冤屈,对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可是他承受住了,坚强地承受住了。从来不发一句牢骚,不说一句怨言。越是这样,我越着急。当我想劝慰他时,他反而对我
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晚年的刘伯承生活笼罩着如此巨大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他并没有消沉,他深信党的事业、军队的事业,如同在长江上航行的船只一样,不可能完全平直顺畅。
《忆刘帅》一文的作者李普曾这样描述:“天有不测风云。1958年,刘伯承在一场所谓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离开了他苦心经营的军事学院。这场斗争的矛
头是指向他的。这年5月下旬到7月下旬,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他本已请了病假,仍被召到北京会场接受批判、做检讨。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对刘伯承从苏联
回国以来的一生算了一笔总账。我不是目击者,又找不到公开发表的文字以资引述,所以只得从略……”
刘伯承没有怨言,没有牢骚,泰然处之。他深信党和人民是公正的。
刘伯承墓
刘伯承墓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涉县赤岸村将军岭。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元帅在京逝世。遵照他的遗嘱,10月27日,由刘帅子女刘太行、刘太迟、刘雁翎和中央军委办公厅、总参管理局负责同志护送,将刘帅灵骨安放在将军岭第一个129台阶处,并建造了刘伯承元帅纪念亭。
将军岭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涉县赤岸村北,因刘伯承、徐向前、黄镇、李达、王新亭等原八路军一二九师领导人的骨灰撒在这座山,从此被称为将军岭。1990年10月邓小平题写了岭名,这里是除八宝山以外,安葬共和国元帅最多的地方。

(据《党史文苑》晓龙疆文/文)

  国防部的这个报告,打乱了军事学院正常教学秩序。院党委和各部、系都不得不成立中心组,全体学员停课一周,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教条主义。同时,国防部的这个报告,也为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定下了基调,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1958年6月23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工作汇报和召集有关人员座谈,在谈到军队工作中教条主义时说: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事实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毛泽东还讲了一些评论刘伯承的有分量的话。
病中的刘伯承尚未完全了解北京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是,他胸怀坦荡,顾全大局,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国防事业为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受委屈而毫无怨言。
在所谓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刘伯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能严格自责,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后来,汪荣华回忆刘伯承这段境遇时说:
到1957年春天,我见他实在太累了,好说歹说,才劝他到上海去检查身体,顺便休息一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离开南京,便突然开始了对所谓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而矛头所指正是刘伯承。这之后不久,他又被叫到北京来。离开南京的头一天夜里,他想得很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到火车上,他又是一夜没有合眼,左眼球更红了。就是在眼压高达73的情况下,他忍着剧烈的头痛,由别人搀扶着上台做了检查。在讨袁护国的战争中,伯承失去了右眼,凭着一只左眼,参与组织南昌起义,参加指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战斗,走过茫茫雪山草地,率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歼灭大量敌人。没想到在这次反军事教条主义的运动中,他的左眼又受到极大损伤得了青光眼,逐渐减退视力。多么不幸啊!
此后,有人还想给他加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总代表的帽子,不过没有做到。那些日子,我看得出来,他的心里是不平静的,常常一个人沉思默想。是啊,这样的冤屈,对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可是他承受住了,坚强地承受住了。从来不发一句牢骚,不说一句怨言。越是这样,我越着急。当我想劝慰他时,他反而对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晚年的刘伯承生活笼罩着如此巨大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他并没有消沉,他深信党的事业、军队的事业,如同在长江上航行的船只一样,不可能完全平直顺畅。
《忆刘帅》一文的作者李普曾这样描述:天有不测风云。1958年,刘伯承在一场所谓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离开了他苦心经营的军事学院。这场斗争的矛头是指向他的。这年5月下旬到7月下旬,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他本已请了病假,仍被召到北京会场接受批判、做检讨。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对刘伯承从苏联回国以来的一生算了一笔总账。我不是目击者,又找不到公开发表的文字以资引述,所以只得从略

澳门新葡亰官网app,7月10日,66岁的刘伯承由人搀扶着走上讲台。他的检讨,既有实事求是的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把所谓的“另一条军事路线”的罪责一肩扛了下来,把自己钉在了“教条主义”的铁板上。整个检讨中,刘伯承语调低沉,中途多次哽咽,几不成句。

  早在1954年12月初,他曾应苏联红军的邀请,与国防部长彭德怀等人一起,赴苏联参观苏军“在使用原子弹条件下军进攻战斗的实兵演习”。在整个演习过程中,他看得十分仔细认真,对一些有疑问的地方还直接用俄语向苏军有关人员询问。因为他感到,自从1945年美国在日本长崎、广岛投掷原子弹以后,原子化学武器的研制和使用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对未来战争必然产生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回国后,他给军事学院的全体教研人员和高级系、战役系的学员做了长篇学术报告,介绍苏军原子化学武器的装备状况,阐述在原子化学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动作的重要性,强调在原子化学条件下作战,尤须加强集中统一指挥,提高各级指挥员的军事、政治素质。他还把从苏联带回的这本《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一书及其他一些资料交翻译室,让他们翻译出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件事一直没有完成。这时他在病床上突然想起来,就立即写信催促。拳拳之心,可叹可钦。

1944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进行高干整风运动,按地方和军队系统召开会议,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头一天由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报告,翌日召开晋冀鲁豫区的军队高级干部座谈会。4月30日上午,由刘伯承代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工作报告,对晋冀鲁豫七年来的抗战加以全面总结。刘伯承生平

  这封信长达2000字。在信的末尾,他署名之后这样写道:“1956年12月26日眼花手抖书此”。

刘伯承报告中对百团大战的批评,并不是针对彭德怀的,是对整个晋冀鲁豫抗战工作的总结。而且,刘对这些问题结合自己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令刘伯承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个战役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

  林彪所指责的这些问题,事实上哪个单位也不存在。他这样说完全是别有用心,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

1950年7月,刘伯承辞去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来到石头城创办南京军事学院。经过6年多的呕心沥血,这所“东方的伏龙芝、西方的西点军校”被刘伯承打造得颇具规模。在“全盘苏化”的历史条件下,南京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许多苏联军事人员任教官,连课程设置和教学训练都按照苏联的一套。当时的反教条主义之风一刮,南京军事学院就不平静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对于南京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接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语气略有加重:“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哟。”

  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校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作为最高统帅,毛泽东这番话的分量非同小可。彭德怀顺着毛泽东的话题,板着面孔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一旦发生战争,我军“可能不会以劣势的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在战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最后,不提军事学院在学习五个文件、反对教条主义中工作有何改进,有何成绩,而是批评院党委”对反教条主义,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这样,就把军事学院实际工作——有的已经改正过来,有的正在改正之中的缺点,上纲上线为院党委和学院主要领导人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路线错误。

刘伯承在报告中肯定了百团大战的功绩,但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其中的缺点。这些缺点除了战役发生后一两年相应暴露出来的问题,如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实力,引起日寇重兵的疯狂报复,事实上帮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忙,对日军进攻方向作了错误估计而过早发动战役等等,还提到了指挥上的失误问题,包括没有发挥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

  沉浸在对往昔如火如茶斗争生活的回忆里,他似乎忘却了眼前的病痛和烦恼。

百团大战曾经为华北的抗战局面作出过不可否认的贡献,到头来却被批得一钱不值,还被扣上了无法接受的帽子,性格耿直的彭德怀当然想不通。因为对百团大战的批评最初是由刘伯承在公开场合提出来的,尽管以后那些越来越走样的东西并非刘伯承所讲,但彭德怀对刘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

  这一年,刘伯承病痛与忧虑交加。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老身体就象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未好又经几年过份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反教条主义运动更象一块压在他心头上的大石块,使他日益担心刚刚走上轨道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被迫中止。医生为了减轻他的病痛和缓解他的焦虑,建议他外出游览疗养。这年深秋,他前往风景绝佳的皖南黄山。面对巍峨耸峙的奇石,苍劲多姿的青松,变幻飘渺的烟云,涌突流淌的清泉,他感到无比振奋与陶醉。他进而联想到在这块雄伟秀丽的土地上曾经有过的革命风云,一种抑制不住的激情涌上心头,欣然吟诗一首:抗日之军昔北去,大旱云霓望如何。

6月23日,正值批判会议的紧张阶段,毛泽东到会,在越发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作了表态性讲话。毛泽东的语气中流露出明显的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自己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我们自己的嘛,另外参考人家的。”

  这场斗争从军事学院开始,进而波及军队各个院校,并蔓延到各部队和机关,使全军的军事训练走了一段大的弯路,从而大大延缓了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发生在1958年的这场颇有声势的反教条主义斗争,最终以刘伯承泪洒怀仁堂和以他为头面人物,包括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等一批著名将领被撤职、降职、淡出军界而降下帷幕。仅仅相隔一年多,彭德怀在庐山那场与反教条主义如出一辙的政治斗争中,饱受折磨,承受了远比刘伯承悲惨的磨难。

  从9月10日开始,军事学院党委学习五个文件,进行思想整顿。10月上旬,刘伯承在出席中共”八大”会议之后,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了院党委扩大会,总结检查全院工作。并召开战役系学员座谈会,听取对学院工作的意见。

南京军事学院的情况,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重视。国防部长彭德怀与毛泽东作了长谈,在取得了毛的同意后,于1957年2月亲自率领包括二名大将、三名上将在内的12人工作组,进驻学院调研。显然,彭德怀对军事学院教学的评价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这时,刘伯承正在北戴河养病,但他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三次写信给南京军事学院党委,观点鲜明地表示要重视反教条主义的思想检查。数月之后,刘伯承致信彭德怀和毛泽东,诚恳请求辞去在南京军事学院所担任的职务。不久,中央军委批准他的辞职,任命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上将任政委。刘伯承主动揽过,引咎自责的壮举,没能阻止反教条主义的深入发展。

  这一年的年底,原军事学院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员,后调回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任师长的崔建功,来医院看望刘伯承。

刘伯承的报告涉及到许多方面,其中一个敏感而引人注意的问题,是早在一二年前就在党内军内引起争议的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这个请求,后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

  第三节怀仁堂的掌声

  军委扩大会议后期,“温度”越来越高,过火的批评斗争越来越凶。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军事学院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许多主管院校教育与训练的领导干部,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批斗,有的甚至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而开除党籍,清除出军队,或遣送边疆劳动改造,致使一些同志后来竟含冤死去。许多院校教授会、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甚至一些从事军事教学多年的老教员,也被指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而被调离院校,改行做其他工作或处理转业。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从会议一开始就煽风点火、含沙射影、暗箭伤人,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几个月之后,训练总监部代理部长叶剑英来到军事学院视察,在向2000多名教职员工发表讲话时,专门讲了一段赞誉刘伯承的话。他说:“我们刘伯承同志40多年的战场生活、军队生活,俄文、中文、战斗经验,象他这样是很少的,很红、很专,但就是不剑他曾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负责国家大事。”

  在当时反对教条主义已经形成气候,军事学院承受着首当其冲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刘伯承和党委一班人,只能用这种曲折婉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原则立常7月3日,刘伯承曾倾注过无数心血的战役系52名学员毕业了。他们经过3年的正规训练,在文化知识、政治理论水平及军事指挥艺术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成为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第二节原则的争论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破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统治一切,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份苛责,说了一些过头的、违心的自我批评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事求是同样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他在发言的前半部分,仍然客观他说明了一些事情的真相,全面总结了军事学院的工作。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议期间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也认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坚持全面评价斯大林的正确立场,同时又以斯大林的错误为鉴戒,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6月23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汇报和召集有关人员座谈时,就一系列问题发表了意见。在谈到形势时,他说:“赶上英国不要五年,两年三年就可以了。五年可以赶上苏联,七年——最多十年就可以赶上美国。

  2月下旬,国防部来人到军事学院检查工作。3月初,向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写了专题报告。报告中说,“军事学院自1950年成立以来,经过全院同志的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首先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的军事学术,并进行了传授,虽然不是介绍和学习了全部,但是一般的内容都已经学习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其次是,正由于对苏联军事学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使整理我军的经验,编写我军的条令、教范,具备了更好的条件。再次是建立起来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军事学院,??并为海、空、炮、装等兵种分别成立学院准备了基础,这是经过该院全体同志艰苦经营缔造的结果。最后就是为部队、机关、学校培养了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对于合成军队和技术兵种的作战指挥、组织训练、战术和技术,都具备了一定的知识。这些成绩是显著的。”

  刘伯承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朝鲜前线打了胜仗回来,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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